其實，美國幫了一把…
對葉倫和聯準會而言，這是難以抉擇的兩難困境。歷經2013年的「縮減恐慌」之後，聯準會特別關注升息對新興市場的後續影響。但是美國經濟已步向充分就業狀態，因此聯準會希望脫離零利率，未來出現經濟衰退時才有操作空間。且整體來看，要求利率「正常化」的呼聲持續不斷。如今，阻礙利率正常化的因素來自中國貨幣危機。2013年時聯準會關注的焦點是美國經濟，如今他們是否應當將焦點轉向中國？（延伸閱讀：
會員專屬／北京成功應對經濟危機的同時...也透露了弱點（上） ）
2015年9月召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時，聯準會已無法再迴避問題。絕大多數分析師預期聯準會升息1碼。但隨後發生令人震驚的消息：人民幣大貶，上證再次下跌。儘管聯準會命令有其限制性，但他們無法不去正視中國危機可能產生的威脅。8月24日，美國道瓊指數下跌1,000點，聯準會決定收手，暫停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計畫。葉倫公開說明聯準會的考量，中國的穩定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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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9月18日記者會上，葉倫解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決定。根據記者統計，記者會上葉倫提到中國六次，提到「全球」因素有十次。中國危機將會對美國本土市場產生回溢（spillback）效應，不容忽視。中國通貨緊縮勢必會衝擊全球經濟，因此聯準會沒有必要在此時調升利率，讓情況更加惡化。
對北京政府而言，聯準會的自制讓他們鬆了一口氣。北京政府認同聯準會提出的相互依存說法。2015年10月，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上冒失的說道，聯準會不能升息，因為中國正面臨危險。
「美國還未到升息的時機，且基於全球責任，聯準會不能升息。」樓繼偉說。在美國，焦慮的市場觀察家立即指出，葉倫依據中國情況調整美國政策，更讓人難以準確預測聯準會的下一步行動。
2015年12月，由於美國勞動市場持續改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決定升息，這是自2006年以來的首度升息。葉倫的宣布明確顯示，聯準會希望傳達出經濟穩定復甦的訊息。但是美國兩大黨的看法卻出現嚴重分歧。2015年12月，聯準會終於讓利率走向正常化，投資人如釋重負。但隨後中國和新興市場的不確定性升高，同時油價暴跌。
2016年初，市場開始出現拋售潮。2月中，標普指數下跌11％。到了夏天時，市場因為英國脫歐因素再度出現拋售潮，聯準會再次暫停升息。2016年11月，所有人急於探究為何希拉蕊會敗選，卻忽略美國經濟面臨的緊張情勢。市場不確定性依舊存在，因此聯準會認為，升息並非是安全的做法。直到年底，「川普衝擊」全面發酵，再加上通貨緊縮的疑慮消除，聯準會決定放手升息。
中國商業與金融整合的程度已經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這背後代表的含義令人憂心。美聯社
安度危機後 不代表能掉以輕心
儘管2015至2016年全球避免危機的發生，但危險依舊持續升高。如果回到2008年之前，「中國危機」引爆的可能性相當高。不過，當時觀察家擔憂的是，中國的外匯存底操盤手有可能大量拋售美元計價的資產。眼看著風暴烏雲壓頂，穩定中國市場成為鮑爾森領導的財政部的優先要務，鮑爾森甚至願意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來達到目的。布拉德‧賽澤的妙語如珠完全切中要害：房利美與房地美「與中國關係太過密切而不能倒。」將這些房貸機構國有化或許可以避免大西洋和中國危機同時引爆，但後果不堪設想。
鮑爾森的金融外交也凸顯出一項重要的事實：在2008年，管理中美金融關係仍屬於政府間關係。然而在2015至2016年間，不僅中國有風險，而且移出資金的是民間企業與投資人。不到十年的時間，中國商業與金融整合的程度已經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這背後代表的含義令人憂心。
各國政府面臨的挑戰異常艱鉅。不論是民間金融與政府財政，均受到危機波及，陷入惡性循環之中。銀行破產迫使丟盡顏面的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拯救民間財團。聯準會提供流動性，跨海援救其他國家的銀行。
美國財政部和聯準會以資本主義機制穩定市場的應變措施可以說相當成功。它們的目的是提升銀行的生存能力，如今他們不僅達成原先的目標，同時為全球以美元計價的金融體系、歐洲與新興市場提供需要的流動性與貨幣刺激政策。但也更加凸顯出民主黨未能將當年成功化解金融危機的成就，善加運用到政治領域上。事實上，不僅問題資產紓困計畫與紓困方案被汙名化，聯準會也失去正當性。
金融危機陰魂不散…美退出國際事務
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至今仍揮之不去，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選民做出明確的裁決。隨著川普當上總統、共和黨取得國會多數，美國政治系統是否會持續支持全球化運作的基本制度，如今已成為開放性問題。
隨著美國逐漸退出國際事務，或許有人認為歐元可以是另一個選擇。但是由於歐洲央行的失敗，德國與法國另行擬定可行的抵抗危機策略，反而使得2010至2015年間，歐元成為全球經濟的危險與不穩定源頭。
如果歐洲成功度過危機，有很大部分是因為外部的壓力與援助。原本應該採取的必要措施，長期以來遭到歐元區最強勢的德國強烈反對，讓人感到不安。
談到全球經濟治理，中國和其他20國集團成員不認為歐洲會是可靠的好夥伴，它們不斷質疑歐洲究竟要怎麼做？德國可能會回應說，它們在教導各國遵循紀律，在因應未來的全球競爭上做好萬全準備。但是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多個國家紛紛面臨危機即將引爆的危險時，強調紀律有何意義？
2017年5月，面對川普外交政策引發的混亂，梅克爾慷慨激昂地呼籲歐洲必須走自己的路。然而，2017年大選後，德國是否還能持續支持類似的計畫，如今成了一大問號。
當然，跨大西洋關係並非僅建立在金錢之上。這當中還包括深層的文化、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在東亞，美國的聯盟體系組織鬆散，西方並未完全贏得冷戰的勝利。中國經濟的崛起代表共產黨的勝利。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懷疑與中國密切合作、建立全球經濟治理制度的可能性偏低的根本原因。 與南韓、日本與歐洲不同的是，中國並沒有附屬於美國全球網絡的一部分。
當美國2008年擴大換匯協議時，實施地區的經濟活動不受政治干預、但是存在有深層的權力關係。然而，中國的海外投資多半帶有政治性目的，國營企業扮演的角色讓人懷有戒心，因此很難與其他國家形成共通的經濟利益，例如：聯準會有正當理由為了解決歐洲危機而擴大換匯協議。此外，基於過去西方國家與東歐國家接觸的經驗，華府與歐洲是否有能力在地緣政治情勢緊張的地區成功執行金融外交，很難讓人抱持樂觀態度。
因此，不需要期待聯準會與中國人民銀行密切合作的可能性。不過，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強烈批評，中國的外匯存底主要是靠著金融與外匯管制累積。如今中國重新緊縮外匯管制，成功阻止外匯存底的流失。不過就經濟面而言，這項政策只獲得部分成功。
另一方面，中國正陷入內部的權力鬥爭，菁英首要考量的是自身財富的安全，政府領導階層則是希望維穩。金融風險依舊居高不下。正如同偉大的經濟學家阿巴‧勒納（Abba Lerner）曾刻薄地評論道：「經濟學將解決政治問題視為領域範圍，因此贏得社會科學之后的頭銜。」但中國政治經濟的未來以及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不屬於經濟學的範疇。
一度有個普遍的看法認為，如今我們生活在後民主時代或後政治時代，政治發展竟能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實在令人意外。美聯社
政治影響不能忽略
2015至2016年間，中國事件讓人聯想到另一個重要主題。即使像中國這般有能力、訊息充分的政府，經濟衰退依舊來得突然，令人猝不及防。所有用來描述2007年以來發生的所有事情，或是任何威脅全球金融體系事件的字眼，全都指向一件事：全球整合不僅會緩慢地產生結構性壓力，同時會導致瞬間斷裂。
但是，這些事件不能完全歸因於結構性原因，也無法透過法律加以規範。這些危機難以預測，也無法事先定義。他們無法被預知，而且通常複雜難解。危機的發生多半情況緊急，需要外力出手干預，需要具體的行動。
若要理解這些時刻，不妨將其視為緊急事件或是救火隊。負責危機處理的官員常會脫口說出許多軍事用語：最大力量、鮑威爾信條、震懾戰術、大型火箭筒。不過，也有人認為，真正需要的是無形而且容易發揮影響力的理念、政治領導力和行動。這需要擬定計畫和方案、整合各方支持力量、共同抵禦反對勢力。
自2007年以來，金融危機的規模使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治理需求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從全民均受波及的金融危機、民選領導人對於政策的完全掌控，到危機發生時不同政黨試圖在兩者間居中斡旋，都可以明顯看到這種緊張關係；甚至是。他們提出的方案、展現的凝聚力與動員支持者的能力，不斷受到考驗，最終發現都沒有效果。在許多國家，溫和左派勢力遭到淘汰，特別是希臘和法國。他們因無力採取建設性的行動解決歐元區危機而付出代價。
危機已安然度過 真的嗎？
2017年，向來被認為已安然度過危機、受傷程度最輕微的德國舉行國會大選，兩大政黨的支持度創下歷史新低。在美國和英國，主流右派政黨面臨嚴重的黨內分裂。在英國導致脫歐派贏得公投；在美國則是共和黨的分裂愈演愈烈，影響更是深遠。原本共和黨帶領著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勝選大軍、掌控著凡事不擇手段的媒體機器，同時擁有源源不絕的募資資源。但是就過去十年的紀錄來看，他們的立法成績乏善可陳，無法有效地與政府合作。
一度有個普遍的看法認為，如今我們生活在後民主時代或後政治時代，政治發展竟能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實在令人意外。像是金融市場等複雜的社會系統，或是類似現代政府與跨政府系統等組織，憑藉龐大的影響力，難以被摧毀。但如今我們不禁要懷疑，他們是否真的經得起政治機構、決策或辯論的考驗。我們質疑，技術官僚在各地先發制人、四處篡位，而且他們有充分理由這麼做。在描述這些系統的運作時，我們大可透過各種方法刻意避開政治因素不談。
但是，如果像這樣的歷史紀錄是為了某個目的而存在，那麼這個目的便是：讓外界知道類似描述的貧乏。
政治選擇、意識形態和代理人無所不在，而且嚴重影響最後的結果。他們不僅是干擾因素，特別是當大型「系統」、「機器」和財務工程機制因為運作失靈而引發極端不穩定與意外事件時，他們的回應就變得非常重要。
成功與失敗、穩定與危機，取決於特定時刻的選擇。當我們指稱「雷曼兄弟時刻」，其背後代表特定的意義。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意義特殊的名詞，像是多維爾、2011年的坎城、「盡一切可能」，更別提英國脫歐公投或是令人跌破眼鏡的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
本文摘自《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由八旗出版社授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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